連月來，黎智英在台灣的壹傳媒（以「裸體加屍體」著稱）出售，不但在兩岸三地引起熱炒，國外媒體也頗為注意。現今總算底定，由中信金控掌門人辜仲諒及台塑集團掌門人王文淵花費一百七十五億台幣（約六億美元）聯手購得，結束了十二年來黎智英在台灣建立的媒體王國。黎智英離開台灣時，很感性地說：「真的對不起，我要走了，我要回家了（指香港），這個地方是你們的地方，你們要為這個地方繼續做下去，請你們珍重。」他的言下之意，猶如羅大佑著名歌曲《鹿港小鎮》裏的「台北不是我的家」，黎智英在台灣衝闖十二年，建立龐大媒體王國，終究未能扎根茁壯，沒有掌握台灣元素應是關鍵。日前一位彭博社（Bloomberg News）記者來訪，問我關於這項交易的看法，引發我一些聯想。這位記者是大陸人，在香港為外媒工作，對台灣的媒體生態，乃至台灣的特性，都超過她的經驗範圍。因此我覺得，人們很難用一般視角對待台灣問題，黎智英事件，值得給處理兩岸事務的專家，或有興趣到台灣開拓市場的企業人做參考。台灣因為歷史機緣、現實情況、未來焦慮等，對很多現象的反應多元化，也呈現難用邏輯解釋的複雜心理投射。台灣受到各種力量影響，除了主要的中華文化、四百多年前的荷蘭、西班牙文化、二次世界大戰的美式文化，還要加上近年的全球文化，因此台灣有其獨特文化，表現出它的主體意識。這種文化包含理想性、人際關係、崇尚創新、市場運作，都有一些，但都不是絕對。要掌握這些多樣元素，在台灣立足才能可長可久。例如黎智英退出台灣媒體經營，有多個原因，不是單一原因可以解釋。最表面原因是，黎智英的壹電視成立三年來，燒掉十多億元，但是始終不能上架（這是台灣特有的制度，有線電視分頻道商（電視台）和系統商（硬體），所以電視台做了節目，沒有系統商幫你上架，節目和花費都付諸東流），所以很多人反映，這是官方不喜歡「黎智英亂國」，在後面阻擾壹電視上架。這就高估了台灣政府的力量。台灣已步上民主化，在媒體管理領域已有心無力。事實上，台灣媒體管理單位NCC還不顧眾學者及社會團體的反對，批准了壹電視成立，只是黎智英找不到系統商願意播出他的電視節目。為什麼系統商都拒絕播出壹電視？又和台灣重人際關係有關。台灣媒體就是台灣整體的縮影，在台灣，不但要有人際關係，還要結成綿密的人際關係網路，才能成事。系統商分布在台灣五都、十五縣市、三百一十九鄉鎮，黎智英以一外來者至台灣發展，十二年來從沒有認真經營過台灣的人際關係，他的得力幹部還是香港人，他及高級幹部每週匆匆來往港台，缺乏時間，也缺乏脈絡。在台灣要放低身段在台灣耕耘人際關係網，和中國大陸、香港都不同。中國大陸送禮、喝酒、給好處，大部分可打通。在台灣要打通，卻要放低身段、投資時間，大小人物都不能免。例如台灣立委必須勤於跑選民的婚喪喜慶，讓他們有面子，才能贏得選票。又如十多年前，台灣第一首富王永慶為了能順利在雲林（台灣中部）建廠，高齡八十、心高氣傲的他分批請當地的鄰里長到台北的台塑大樓餐敘並徵詢意見。他更親自為媒體做簡報，一站就是一個鐘頭，而且盡其所知，無所不答，不能如以前，記者問他不喜歡的問題，他掉頭就走，留下一臉錯愕的新聞界。來台十二年，黎智英固然攫取了基層讀者的口味，大贏市場，但忽略人際關係成為致命傷，這點和香港很不同，香港崇拜英雄，勝者為王。香港較能給外人提供施展空間及發揮的舞台，誰能通過市場考驗，誰就是贏家。去年夏天，當梅鐸的《世界新聞》醜聞爆發，梅鐸政媒勾結，記者奉主管命令，對採訪對象竊聽、跟蹤、盜看Email，手段無所不用其極。英國經濟學人稱他「偉大的壞人」（Great bad man），他拉低了新聞界的水準，但也革命了這個產業，但是偉大的壞人還是壞人。偉大的生意人也不等於偉大的媒體人。媒體人除了利潤外，還應該肩負社會責任。一年多後，用這句話來形容黎智英，我覺得再恰當不過。而且他及高級幹部有著「me against the world」的霸氣，被他狗仔隊盯上的人，縱使和他有交情，也無法豁免，別人批評他沒義氣，他回答：他常言自己從來不講義氣，「義氣是什麼？就是別人叫你扛不該你負的責任」。但是義氣在台灣卻非常重要，是人際關係重要元素。其次，台灣解除戒嚴，快速民主化以來，雖然價值觀多元化，但長久的傳統和積累，各行各業仍有堅持理想的人。在華人社會中，理想色彩較濃，社會上舉動太過分的人還是會遭群起攻之。這可算是台灣的社會力。長久以來，《蘋果日報》及《壹週刊》的「煽色腥」毀傷文化不僅造成當事人二度傷害，家庭破裂，猶如犯罪的人被黥面。更頻遭媒體及社會團體譴責，但都拿它無法，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因此當黎智英的壹電視面臨危機（不能上架）時，幾乎沒有人願意拉他一把。台灣作家孫瑋芒在一篇《記得一場與魔鬼的交易》的評論中，談到他在《蘋果日報》工作的經歷說，壹傳媒的核心賣點就是滿足閱聽人的窺視癖。周邊的其他裝飾：慈善、文化都環繞著這個核心賣點。壹傳媒的運轉，最上層是由黎智英的魔鬼式管理帶動，最基層則由無所不在的狗仔隊成員來落實。忽視了人性的光明面黎智英認為人性中有偷窺狂，壹傳媒必須滿足這種需求，他認為讀者喜歡看名人的不可告人之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喜歡知道自己在偷窺時，社會上有眾多共犯，這樣自己就不寂寞。但是他忽視了人性有善有惡，有沉淪的誘惑，也有提升的本能。著名心理學家馬斯洛發現的五種人性需求，當生理滿足（偷窺狂應屬於生理性）後，人轉向精神滿足，如被愛、群體歸屬、被尊重及自我實現，《蘋果日報》似乎很難滿足讀者這些方面需求。他們的「裸體加屍體」對讀者的滿足感，呈現遞減效應。《蘋果日報》這幾年來營收減少，廣告減少，也肇因於此。當然諸多撻伐之聲，也基於《蘋果》打破了舊的壟斷的版圖。以前由兩大報《聯合報》、《中國時報》壟斷，後來《自由時報》加入，成三足鼎立。《蘋果》加入後，馬上四分天下，而且導致一連串報紙停刊，包括《大成報》、《民生報》、《台灣新生報》、《中央日報》（只剩網絡版）。其次，《蘋果》以反中在香港著稱，在香港具英雄色彩，但台灣不缺反中媒體，例如《自由時報》、三立電視台、民視，《蘋果》不能再以此號召，不若前述媒體有強烈台灣意識及本土意識，表現出來的是香港式極端資本主義，台灣讀者對它少了一份感情。面對兩岸越來越活躍的政經關係，黎智英也知道自己在未來的台灣天空有限。黎智英已遠去（雖然只有一海之隔），對台灣也不復影響。但是接下來沒有黎智英的台灣媒體是否「煽色腥」依舊，瑣碎依舊？弱智依舊？台灣的新聞自由一九九零年代才爭取來的。不到十餘年，狗仔隊盛行，大肆炒作誰離婚、誰結婚、誰婆媳不合。記者報道的多是鄰里間瑣碎雜事，對台灣前途的省思，如何提升台灣競爭力，兩岸關係何去何從，報道都很少，也就少人思考。台灣新聞界得到自由，失了靈魂。《聖經》上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靈魂，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靈魂呢？在敬業程度上，台灣記者遠遠趕不過中國大陸記者。大陸記者薪水較低，很多都以稿件來計酬，採訪條件也差，但是大陸三十年來還是出現一篇篇精采的報道，出現一位位優秀的記者，燃燒著他們的是尋求真相，主持正義，幫助弱勢。沒有他們，政治只有更腐敗，國家權力更高漲，政商勾結更緊密。也許，新聞自由就像商品，不足時，大家珍惜，豐足後就會濫用。也許，黎智英不只是黎智英，我們每個人心底都有一個小小的黎智英吧！（作者楊艾俐為台灣《天下雜誌》前總主筆）
